六，世界的滋味1（1 / 2）

抵制运动逐渐消解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酸痛的双脚与空荡荡的公交车都变成了故事里的情节。金也继续开辟了好几条战线，从而在南方各州推广他所谓的“蒙哥马利经验”。演讲邀请函如同洪水一般淹没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如痴如醉的听众为他高声叫好。他希望自己演讲的力量能够为一场大规模皈依提供燃料，就好像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黑人大觉醒一样。不过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他也很清楚，再高明的演讲术也只能起到启蒙作用，而仅仅实现启蒙还远远不够。权力是民权运动的必需品。为了获取权力，金设计了一系列计划。他一方面忙着筹建属于他本人的组织，另一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上百万黑人进行选民注册，拉拢大众传媒机构的支持，集结教士组织的影响力，争取最高层白人政治领导人的背，还要动员一支由见证人组成的“非暴力军队”。每当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抵制威胁到上述各方面的努力时，金总会无休止地对自己的战略进行微调，尝试各种战术的搭配组合。他还咨询了几位自封的种族政治专家。这种人的数量相当稀少。由于白人多数派是日常种族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想要彻底推翻日常种族政治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此专门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往往都是些五花门的怪胎——虔诚派，煽动家，大同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冷门偏门意识形态的信徒。金逐渐学会了将不着调的怪人与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家区分开来

在抵制运动期间颇有一些局外人不请自来地拜访金，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就是其中之一。沃福德是个有着明显南方血统的纽约人，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是他对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兴趣却是自小有之。二战之后他在政治理想主义驱动下来到印度，花了几年时间观察甘地主义，并同他的妻子克莱尔合著了《燃烧的印度（India Afire）一。夫妻二人回国之后坚信甘地主义在美国最适合运用的焦点领域就是种族问题。接下来他又不顾家里人的极度震惊，前往华盛顿州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了两年，成为该校自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女性投票权运动以来的招收的第一名白人学生。*毕业后他来到华盛顿，在迪安.艾奇逊开办的卡文顿和布尔灵律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律所在业内可谓首屈一指。在那里他一边应付大公司客户，一边与少数鼓吹种族融合的人们打交道，比如高地人民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1954年在给霍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从甘地主义当中学几招。”沃福德的人脉甚广，从《时代周刊的卢斯与麻省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到著名黑人布道者末底改.约翰逊都是他的熟人。但是无论在白人政客的圈子里还是在黑人宗教界的圈子里他都令人琢磨不透。

*沃福德的奶奶听说他要去黑人学校上学的时候当场瘫倒，家里人赶紧将她抬上楼休息。上楼的时候她还高叫道：“如果上帝真让他们与我们平等，那我恨上帝！我恨上帝！我恨上帝！”

沃福德在1956年开始争取金的关注。他给金寄送了一份针对抵制运动的甘地主义分析报告，还附上了他本人的作品以及他写的一份关于非暴力主义的小册子。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又寄了另外一封信，在信中自称是“你的军师”，并且提问道：“难道现在不正是直接开展甘地主义非暴力不合作的时机吗？”金的一个助理在第二封信上写下了“请审阅”的字样。金潦草地批注了一句：“谢谢您的来信。”意思是让助手替他写一份感谢信充当回复。再次碰壁的沃福德并未因此感到气馁，反而越战越勇。他转而开始搜集金在北部地区的公开活动安排，并最终在纽约当面堵住了金并且抓紧时机抛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强烈建议金去印度见识一下正宗的甘地主义，他可以帮忙筹集路费。

这番说辞终于吊起了金的胃口。于是他邀请沃福德与自己一起踏上巡回演讲的行程，他们可以在路上好好研究一下去印度的问题。公交车抵制运动结束后不久，奥米加.珀西.菲黑人联谊会（Omega Psi Phi）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大会”，沃福德夫妇陪同金夫妇参加了会议。柯瑞塔在大会的才艺比赛中一展歌喉，金则在演讲中激烈地抨击了奥米加会员们一味贪图吃喝享乐的做派。当演讲谈及黑人中产阶级时，他转入了准备许久的标准主题，鼓动他们与处境较差的黑人同胞携起手来而不是对他们避之不及。如此不留情面的词锋将沃福德夫妇吓了一跳。更令他们震惊的是，联谊会的听众们对于金的演说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尽情地欢呼鼓掌，完全没有因为金对于他们的世俗罪孽的职责而感到遭受冒犯。金成了英雄，他在台上演说的时候台下其他黑人组织的代表都在一下一下地砸门以示应和。此外金还挤出时间快速参观了当地的共济会总部与几座教堂——他实在忍不住。在这一连串拜访黑人机构的行程当中，沃福德夫妇的举止始终自然得体，彰显了他们的跨种族社交经验。

在巴尔的摩，金和沃福德还拜访了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Libby Holman Reynolds Foundation）的官员，后者表示有兴趣资助金的印度之旅。由于事先得到了金的通知，贝亚德.拉斯廷也赶到了会面现场充当金的保护人。拉斯廷非常希望金能够去印度，但又不想让沃福德来安排，因为他们两人自从1942年的世界联邦主义大会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当时的拉斯廷认为非暴力就意味着即使面对希特勒也不能抵抗，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沃福德则对这种观点予以了严厉抨击。由于拉斯廷和沃福德两人都认识到了金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潜力，因此两人都在竭力争取成为金的甘地主义导师。沃福德的优势在于他与基金会很有交情。为了对抗这一优势，拉斯廷也从纽约带来了自己的金主斯坦利.利维森（Stanley Levison）。

利维森后来成了金最亲近的白人朋友，也是他一生最可靠的战友。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环境相当不落俗套。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在当时是典型的“黑人产业”。基金会的命名人与主管人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在娱乐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伤情歌手，还曾与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出双入对。她曾经嫁给一位烟草大亨，后来遭到杀夫罪名的指控但最终被裁定无罪。脱身以后丈夫庞大的产业就落到了她的手里。如此黑白含混的形象与金或者甘地主义确实很不相称，然而正是她那放荡不羁的个性才促使她资助了许多别人都不肯沾边的事业。金就是与这样一帮人讨论了自己的印度之行——雷诺斯夫人，沃福德和拉斯廷这一对同样信奉甘地主义的对头（一个衣冠楚楚有头有脸，另一个则与逃犯相差无几），以及利维森。

利维森的背景就像其他三人一样堪称丰富多彩。尽管他自从在大萧条时期上大学时就是个左派激进份子，但同时却具有坚定认同资本主义的一面。时年四十四岁的他通过房地产投资赚了大钱。虽然他身为律师，却从不读法学籍，也从不打官司。他握有好几张汽车特许经销牌照，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学过驾驶。他长期在美国犹太人协会任职，这个协会比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规模要小一些，而且更加偏向自由主义。他的专长是为协会募捐，以及为其他民权事业或者激进事业进行募捐——他参与过的活动包括救援罗森堡夫妇，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废除麦卡锡时代的《麦卡伦法案以及其他限制政治观点表达的法案，以及援助《史密斯法案公审的辩方。自1949年以来，《史密斯法案已经将近百名美共高层官员关进了监狱或者踢出了国外。利维森频繁地与辩方委员会合作，在迫害势头最高涨的时期成为成为了美共的财政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