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滋味16（1 / 2）

与此同时，远比私刑更为低调的不公正也正在向金步步紧逼。在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官员审查了注册选民名单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黑人姓名并且剔除了一万个名字，彻底摧毁了领导大会此前在选民登记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件事鲜有新闻报道，但民权工作者仍然沮丧不已，以至于艾拉.贝克只得再次主动离开纽约回到了亚特兰大。虽然她被领导大会排挤了出去，尽管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不紧不慢的办事作风让她感到憋气，但贝克还是花费五周时间紧急走访了什里夫波特。之所以她要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座城市居住着一位与她关系不错的领导大会牵头运作人员，此人名叫C.O.辛普金斯（C. O. Simpkins），本职是牙医，他也是领导大会高层当中唯一一位不是布道人的成员。两人竭尽全力试图重振公民十字军的势头，但是响应号召前往法院登记的人数只有区区二百五十人。负责登记的前台人员仅仅与其中四十六人谈了话，最后成功登记的只有十五人。按照这个速度，就算仅仅要想将登记选民人数恢复到公民十字军运动之前的低下水平也依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失败案例在南方各州持续增多。金从印度回来以后针对这种境况采取了与他的惯常性格大相径庭的一招，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算是仅此一例：他亲自解雇了一名手下员工。在指出公民十字军运动“一直没有提出与其开销相匹配的高效方案”之后，金要求领导大会执行主管事约翰.蒂利立即辞职。然后领导大会又再次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最理想的人选必须满足两条完全不可能共存于一身的品质：此人必须是地位足够高的布道人从而使得领导大会董事会感到放心，同时此人还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教会从而全职从事民权活动——没有哪一个董事会成员愿意为了民权事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连金也不例外。在此期间金邀请艾拉贝克回到领导大会主持工作，这一次是聘请她担任带薪执行主管。董事会同意了金的安排，不过依然要求贝克的工作只是“代理”性质而不是永久任职。在她任职期间寻找继任者的行动还应继续。于是贝克再次搬回了屋顶漏水且没有空调的亚特兰大办公室，在熟悉的困难环境里继续处理往来公文信函。领导大会的悲惨财务状况更是导致了办公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金之所以解雇蒂利是因为他正在丧失耐心。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点燃抵制运动的精神——无论是他差点殉难的经历、他造访白宫的经历，抑或是他的千场演讲如今看来都像是泥牛入海，没能掀起半点波澜。回家后的金决心带着在印度学到的知识开始新的征程。到了4月份，他给自己的黑人神学导师之一、威廉.斯图尔特.纳尔逊（William Stuart Nelson）写了一封信*，认为领导大会“之所以未能在南方传达甘地主义哲学是因为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这门哲学。”金提议到了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为期三天的非暴力运动讲习会，从而进一步组织一场美国式的反食盐税进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决定最好把一年一度的讲习会从蒙哥马利搬出来。‘自打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按捺不住这个想法了。”他在给尼尔森的信中写道。

*纳尔逊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系主任。金曾经希望他能在访问印度期间陪同自己。1958年下半年他一直以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待在印度，但是在金抵达之前他就因为没能续签签证而回国了。

非暴力抵抗种族隔离讲习会于7月份在斯佩尔曼学院召开。令人失望的是，到场签名的与会者不足百人，尤其是没有特别像样的亚特兰大本地代表。不过非暴力运动小团体的每一位领袖都做了发言：金与阿博纳西自不必说，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劳森以及格伦.斯迈利也都发表了指导意见。《甘地传的作者理查德.格雷格指导了一组讨论。雷迪克就甘地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运动做了报告。金在摩豪斯学院的指导老师梅尔文.沃森也前来捧场，他的演讲主题范围从教士求职一直包括了斯大林主义，此外他还带领大家进行了祈祷。什里夫波特的C.O.辛普金斯博士主持了一次会议。领导了里士满元旦大型游行并且积累了一肚子实战经验的新人怀亚特.蒂.沃克主持了另一场会议。艾拉.贝克则与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进行了一场相互问答——此人是一位身兼布道人与作家双重角色的自由派南方白人。

这次讲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民权运动寻求新的斗争手段与新的突破口。此前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基督教精神必须加以改造才能发挥政治效力，甘地主义也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美国文化。这两套体系都需要塑形调校取长补短，然而究竟要怎么做却没有人知道。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像“黑鬼”一词一样直截了当，他们寻求的解决方案却像“美国化非暴力”之类的措辞一样含混不清。稍微深入讨论一下，上百种语义差别就会浮现出来。发言人们把非暴力变成了一门社会科学，一种对实践者和实践对象都能产生复杂影响的处世态度。很多人都谈到了如何应对暴力以及甘地主义者如何准备亲身承受殴打。拉斯廷、斯迈利以及其他人本着过去二十年来的经历向听众们传授了许多消除敌意的非暴力招数。劳森在抨击他所谓的常见非暴力迷思时指出，当看到示威者逆来顺受地像胎儿一样蜷缩成团时，大多数诉诸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只会更加恼火。这个看似自我保护的姿势很容易招致内脏破裂与脊柱骨折。他建议反抗者尽量与打人者保持目光接触。

劳森认为理论研讨需要“配合具体情况下的实际应用”。自从按照金的请求从俄亥俄州搬到纳什维尔以来，劳森一直在和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测试各种非暴力创意。他将他的纳什维尔研究小组称作“工坊”而非班级，每次讨论都会围绕一个“项目”来开展。项目可能是针对某家种族隔离剧院或者某位顽固投票登记员进行的示威、游行或者纠察封锁，又或者是三种手段的结合。劳森打算等到了秋天针对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百货商场进行示威测试。一位来自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曾帮助怀亚特.蒂.沃克组织里士满游行的戈登.凯里（Gordon Carey）正计划在迈阿密实施静坐示威。

劳森和其他新派美国甘地主义者就像化学家一样精心推进着他们的项目。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执行和评估，同时还着眼于分解对方的行为并控制他们的反应。如此精密的培训固然培养了受训者的自信，但也使得非暴力运动变成了一项深不可测的特种作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游行示威之前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训练自己，而且甚至就连这些人的支持者们往往也会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怪胎。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非暴力活动都可以追溯至道格拉斯.穆尔的影响，但金在波士顿大学时一直与这位激进人士保持着距离。穆尔此前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导了一场静坐行动，并且与一家种族隔离冰激凌店打起了官司。金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的表现令穆尔大为意外，于是他给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苦地谈到了“压在心头的事情”，并建议金组建一支甘地主义突击队的骨干队伍。“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一支纪律严明的百人队伍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敲断北卡各地种族隔离体系的脊梁骨。”不到两年后穆尔就成了领导大会董事会的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在北卡罗来纳州再没有哪位布道人如此在意这个非暴力研讨会，以至于不惜独自长途驾车来参加会议。

面对似是而非的非暴力主张，金难免要与道格拉斯.穆尔这样的人们结盟。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彻底解决眼下的问题：新甘地主义者怎么能指望组建一支由非暴力怪胎和空想家组成的人马呢？就算能找到大量的新兵，又要怎样将如此艰苦的行为准则有效传授给他们呢？非暴力运动专门吸收那些有胆量将挨打培养成特长并且有耐心在持久战当中坚持到底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非暴力信条看上去也充满了自我设定的局限。

那年夏天的某日，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蒙哥马利浮现了出来。当时阿博纳西邀请金马上到第一浸信会教堂来一趟。金赶来之后发现教堂里除了阿博纳西与弗莱德.格雷之外还有一个十岁的小伙子，名叫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博纳西告诉金，这个小伙子是纳什维尔的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已经成为了劳森的非暴力研讨会的忠实成员。由于立志于成为亚拉巴马州白人大学中的第一名注册黑人学生，刘易斯想要起诉位于他家乡的特洛伊州立大学（Troy State College）。刘易斯在信件与电话当中表达了相当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阿博纳西和格雷。他们两个为刘易斯支付了从纳什维尔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票，从而当面考察此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实现如此前途莫测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