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库姆的摩西与堪萨斯的金5（1 / 2）

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掌管的司法部出手干涉，原定于9月22日进行的约翰.哈代案州法院初审遭到了叫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招。挑战州政府根据本州法律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一步险棋，而且在本案当中联邦政府还要依靠黑人证人的证词来对抗白人民选官员的证词。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也意识到，本案与联邦投票权之间的联系简直不堪入目——一名选民资格登记员居然在自己的办公室殴打了一名登记人员，然后州政府居然又用完全颠倒黑白的罪名将被害人告上了法庭，这样的案情简直就是在当面嘲讽联邦政府对于投票权保障不力。约翰.多尔将这起案件作为急务呈交给伯克.马歇尔，后者则授权他代表哈代与美国政府申请一份针对密西西比州的诉前禁令。

然而司法部这一次运气并不好。多尔在联邦地方法院碰上了一位哈罗德.考克斯法官（Harold Cox）。考克斯是肯尼迪政府在南方任命的第一位司法人员，他的父亲是森弗劳尔县治安官，同样出身于森弗劳尔县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曾经公然声称高地人学校悖逆种族大防的詹姆斯.伊斯特兰则是他的强大支持者。考克斯支持种族隔离，曾经因为在法庭上把黑人称为“狒狒”而臭名远扬。因此他不愿意支持司法部申请诉前禁令，并且否定了这项大胆提议。于是伯克.马歇尔飞到了亚特兰大寻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重新审查。

多尔在巡回上诉法庭遇到的主要是程序问题。根据联邦规程，针对申请诉前禁令动议的否定并不具备申请司法审查的“决定性”效力。马歇尔知道，除非怀有敌意的考克斯法官打算参加申请永久禁令的听证会，否则这个问题在眼下就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他辩称当前情况非比寻常，撤销起诉合情合理。两位艾森豪威尔指派的法官同意司法部的决定，一位现任政府指派的民主党法官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日后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当中的常见现象。于是巡回上诉法庭发布命令，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哈代案件的州法院庭审。密西西比州政府随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两位民权部律师带着初步报告回到华盛顿。多尔这次出门带上了一位徒弟，此人也来自威斯康星州。他本人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就像一年前多尔在田纳西州的经历一样直指当事人的内心深处。在杰克逊政府大楼、泰勒镇、麦库姆以及利伯蒂探访一番之后，多尔的徒弟觉得胸中的恐惧简直堆到了嗓子眼。就像多尔一样，他也开车来到黑人县区教堂，见到了在尝试选民登记时遭到刁难的人们。眼看着这些人尽管得不到保护却依然勇敢地坚持不懈，他的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至于他对摩西最主要的印象则是令人心悸的镇定气质。

接下来多尔又飞回密西西比州展开了个人调查。9月24日——这一天适逢周日，金正在以便以谢教堂介绍特别客座牧师、著名的末底改.约翰逊——多尔开车抵达斯特普托的农场见到了摩西。此时距离摩西从派克县监狱给他拨打对方付费电话已经过了五周。一见面多尔首先注意到是摩西头上尚未愈合的伤口，这无疑是卡斯顿的手笔。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并没提到伤口或者缝线，也没有按照调查局对于重大伤害案件的记录规定附上伤情照片，因此多尔一直以为摩西只是受了点瘀伤而已。摩西确实给多尔发送了一份关于案情的详细信件，但是信中对于自己受伤情况的血腥细节却并未多提，因此多尔还一位摩西作为案件原告理所当然地夸大了自身遭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看到摩西头上刚刚结成的伤疤，多尔不仅对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质量有了新的看法，也对摩西的人格力量有了新的认识。

摩西和斯特普托向多尔详尽报告了当地的情况。此前司法部一直认为阿米特县针对选举登记义工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听过报告后多尔相信这样的不祥预感并非空穴来风。斯特普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赫斯特议员和卡斯顿家族是最大的暴力威胁。他很害怕他们对自己与另外两位当地农民展开报复。这两个农民中有一位名叫赫伯特.李（Herbert Lee），此人偶尔会自愿担任摩西的司机。和斯特普托一样，李也有九个孩子，但他比斯托普托年轻，因此至今依然会亲自下地干活。李的妻子从未参加过登记课程，但非常担心自己的丈夫。身材干瘦的李本人则多次参加过登记课，但是他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也没打算去登记。至于为什么李会受到威胁，摩西的猜测是白人曾看到他本人坐在李的车里。又或许是因为李有一次上课迟到，看见一群白人正在上课的教堂门外记录车牌号码。摩西将李的发现报告给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消息有可能由此渗透回到阿米特县。还有可能教堂门前有些白人认识李，所以将他的身份传了出去。在摩西看来，不管怎么说赫伯特.李都被满怀恨意的白人们单独挑了出来，他们认为他正在为其他黑人充当探子或者“间谍”。

多尔非常重视摩西与斯特普托提供的情况，要求这两人带他去李的农场谈谈。然而这天李并不在农场，而多尔也不得不在当晚动身返回华盛顿，只好作罢。第二天多尔刚刚走进自己在司法部的办公室就收到了一条电话留言：赫伯特.李已经被杀了。

这条留言来自摩西。那天早上摩西正和非学委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Charles McDew）一起工作，这时为摩西缝合伤口的安德森医生打来了电话。安德森医生的声音很冰冷，他说麦库姆殡仪馆送来了一具无名尸体，之前一直躺在利伯蒂县某轧棉机厂的停车场里面被路人围观了好几个小时。利伯蒂的白人和黑人都不愿碰这具尸体。艾米特县当局神秘兮兮地通知麦库姆的灵车跨过县界带回了尸体，现场的目击者们甚至都不敢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这些细节让安德森认为死者很可能是选举登记班的成员。很快摩西便认出了死者正是赫伯特.李。李的遗体躺在桌子上，左边太阳穴有一处枪伤。

在葬礼上，李的遗孀撇下孩子们径直朝摩西和麦克迪尤走来，捶胸顿足地叫道：“是你杀了我丈夫！你杀了我丈夫！”她的哭喊声听得摩西心里一片冰凉。他试图从哲学角度看待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也是这次杀人事件的“参与者”。因为要是他没有开班登记课程，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然而摩西依然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不该开设登记课程，除非他将阿米特县的现状——黑人只要对选举有兴趣就会被杀，而且行凶者总能逍遥法外——当成永远不会也不该得到改变的现实。

行凶者的身份很清楚，正是E.H.赫斯特众议员。那天他开着自家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顿的小卡车跟着赫伯特.李来到轧棉机厂，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李躲开赫斯特，从副驾驶那边下了车，可是赫斯特也绕过卡车来到了另一边。根据赫斯特的供述，李想用撬胎棒攻击他，于是他才用手枪砸中了李的头，然后手枪就意外走火了。治安官卡斯顿和镇上的治安官很快赶到现场，事后他们声称在李的尸体下发现了撬棍。两位目击者——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在同一天跟验尸官说了同样的话，之后这起杀人案就得到了正当防卫的裁决结果。

摩西最终在县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找到了那个黑人证人。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是一位四十二岁的伐木工，上学上到了七年级。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夭折了，艾伦说是因为癫痫。二战期间艾伦在新几内亚服役并且得了溃疡，此后伐木与运送木材的繁重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但比起耕作，伐木更方便艾伦养家糊口。因为他没有资金，也见不到密西西比三位黑人律师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只能依靠白人来为他“解决文件问题”，从而申请伐木器械贷款以及购买或租赁可供砍伐的林地。他之前为一名朱厄.舒格曼先生伐木，直到自己背部受伤被子。现在他为罗伊.纽曼先生伐木。纽曼的律师是乔.戈登先生。

艾伦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与自己相关的诸多细节，也坦率地告诉了摩西自己在轧棉机场看到的情况：李没有撬胎棒，也没有其他武器。李对赫斯特说，只要赫斯特拿着枪，自己就不会跟他说话，接着就跳下了自己的卡车，正好靠近艾伦当时所在的位置。赫斯特跑着绕过卡车，大喊“我今天早上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之后就站在几英尺之外朝李的头部打了一枪。艾伦之所以做证说李的手中拿着撬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必须这么说，而他得保护自己一家人。但艾伦非常不愿意在李这件事上说谎，因为他知道李是一名素来正直的黑人农民。艾伦告诉摩西，自己曾对妻子说：“我可不想说死人的坏话，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求得死者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