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的铁三角，金的组织4（1 / 2）

伯明翰此时尚未成为金的活动重点。他在别的城市花费的时间比在伯明翰更多些，不过他在哪个城市都不会停留太久。如果说这种遍地开花的工作方式带来了什么新成果，那就是逐步积累的证据表明过去五年的梦想毕竟还保有些许生机。仿佛一夜之间，民权事业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从资金筹措到选民登记再到专业骨干招募无不如此。曾经囊中羞涩白费气力的委员会与令人惋惜的延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资金充足的选民注册项目。大体来说，金点燃了民权运动新局面的火花。燃料则来自新近启动的选民教育计划补助金，监管这笔款项的是一位名叫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新来者。塞提玛.克拉克为了培训注册工作人员而开办的公民学校提供了弹药。斯坦利.利维森在领导大会纽约办公室聘用的直邮运营经理杰克.奥德尔（Jack O'Dell）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运作机制。

很快，奥德尔的美共背景就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高度重视。奥德尔比金年长五岁，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他的祖父是底特律公共图馆的看门人，而祖母则把他培养成了严格的天主教徒——以至于就算奥尔德来到新奥尔良泽维尔大学上学时还担当着祭台助手的角色。在二战期间，他曾经加入海岸警卫队商船队，在驱逐舰的保护下运送战争物资。此外就像哈里.贝拉方特一样，他首次接触政治历史也是因为同船的黑人水手将W.E.B.杜博斯的作品介绍给了他。在大约六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依靠阅读杜博斯关于南方战后重建、世界历史、协进会以及征服非洲的籍来打发甲板以下的漫长时光。然后他回到了新奥尔良并且在全国海员工会找了一份组织工作。全国海员工会在黑人群体当中非常有名，因为它是第一个打破种族界限的国际海员组织。航运工作岗位并不受种族影响，全国海员工会的国际高管之一也是美国所有工会当中第一个坐到此等高位的黑人。全国海员工会之所以在种族方面走在前沿，是因为它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政策。1950年，反共派系在全国海员工会进行政治清洗，奥德尔也因为传播和平请愿而遭到了除名。

后来奥德尔在伯明翰找到了一份推销丧葬保险的工作。1957年，由于他擅长处理账目，被提拔成了公司驻蒙哥马利办事处的经理。尽管此前他已经远离了天主教，但依然多次来到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聆听最近声名大噪的马丁.路德.金的布道。1959年他在纽约读研时自愿投入了贝亚德.拉斯廷的麾下，为拉斯廷的种族融合学校举行的青年游行担任义工。通过拉斯廷，奥德尔结识了斯坦利.利维森。1961年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后不久，萨米.戴维斯与弗兰克.辛纳屈在卡耐基音乐厅为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举办募捐义演，利维森请奥德尔为这场演出进行宣传推广。即便对于奥德尔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来说，那天晚上也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时刻。奥德尔与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朋友，也因为美共为黑人船员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十分感激。同时他还与兄弟会保持着联系，仍能感受到天主教信仰牵扯着他的内心，也非常珍视听到弗兰克.辛纳屈在卡耐基大厅歌唱《佛蒙特州的月光的回忆。

奥德尔第一次与金面对面打交道的时候，金的身份与其说是一位名人，倒不如说是他的同事。当时利维森带着奥他向金汇报卡耐基大厅音乐会的净收入，这场财务胜利使得会面现场的氛围非常喜庆，利维森也趁热打铁，希望金能够建立一套更长久的集资体系，比方说通过直邮筹措资金。鉴于奥德尔在商业管理方面很有经验，利维森便推荐他担任这一试验性计划的理想监督人。金同意了利维森的计划。这种筹款方式在实践当中大获成功，不久奥德尔就成了领导大会哈莱姆邮件室的全职主管，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奥德尔认为新发明的筹款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于是就前往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营销课程。到了1961年8月，利维森和奥德尔骄傲地向金报告说，他们这个不起眼的运营项目在过去一年中为领导大会筹集到了万美元——超过了领导大会年度预算的一半——而成本还不到一万美元。他们向金报告说，按照直接寄送邮件的行话，他们有一份“总清单”，上面记载着一万两千名“已证实捐款者”，而且每天还在添加新的名字。

领导大会纽约办事处活像是忙碌而高效的蜂巢。鲍勃.摩西曾在这里负责打字与装填信封，这段工作经历让他想当然地以为亚特兰大总部的环境也相差不多，来到亚特兰大之后他才发现总部的工作氛围就像教会社团一样慵懒。这样的差别让利维森和摩西都有些失望。最终金本人总结道，领导大会亚特兰大办事处的组织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1962年1月，金预计选民教育项目的建立将会带来大笔选民登记款项，于是就请奥德尔在纽约与亚特兰大之间来回奔波。奥德尔的新任务是将自己在筹措资金时的经验教训应用在选民登记上面。身兼两职的奥德尔于是成为了领导大会的第一位军需官，负责保管名单、统计选票以及设计行政体系。

奥德尔开始往返两地前，安德鲁.扬就作为塞提玛.克拉克公民学校的菲尔德基金会新任主管来到了南方。扬肩负着在纽约慈善事业与民权运动之间牵线搭桥的重大任务，将大量不必缴税的捐款引向了选民登记项目。大半年以来，扬都因为一项职业决定而犹豫不决。他现在是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青年工作部的雇员，负责为各种开支费用报账，工作环境还算舒适。他是否应该离开这样的环境，前往种族隔离盛行的南方，投身于遍布艰险的民权运动第一线呢？“我现在必须做决定了，”他在写给金的一封信中坦诚道，还向金征求意见。金从未见过扬，便让利维森到纽约与他见面再做出评价。利维森发现扬能力很强但不专心。加德纳.泰勒还给金提供了一份更具体的报告。泰勒与扬家人素有交情，知道这家人是新奥尔良最有名望的黑人家庭之一。扬家人都是富有的公理会教徒，来自等级最高、“肤色最浅”的教会。扬有很多肤色很浅且很受尊敬的堂兄弟都打入了白人社交圈子。比金小三岁的安德鲁.扬一开始打算为文化水平不高的领导大会布道人们提供辅导课程，借此加入南方运动的理想主义运动。“领导大会成员大多来自浸信会信众与下层阶级黑人，”扬给纽约一位朋友写信时写道。“这些神职人员不尊重受过教育的黑人，而且几乎没办法让他们团结起来，尽管他们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这就是我的目标之一。”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机构调整与选民教育计划同步推进。高地人民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因为延误向扬道了歉。扬也因选民教育计划的概念模糊性向慈善家们道了歉。他还向怀亚特.沃克承认说：“越是想到要回到斗争的中心，我们就越是纠缠于细节问题。”扬、领导大会、几个基金会以及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最终分工是一次头衔与责任的复杂变换，只有基金会的专家们才能搞明白。菲尔德基金会负责支付扬的薪水，领导大会则要支付他的旅行花销及其他预算项目。迈尔斯.霍顿提供了联合会废弃不用的公理会学校作为公民课程的上课地点，从而让第三家机构成为了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这座培训传教士的学校位于多尔切斯特，离佐治亚州的萨凡纳不远。扬在这里将之前的公民教育计划与选民登记结合到了一起，并且任命塞提玛.克拉克担当这两项计划无可争议的教务负责人。克拉克每周都会将整整一车成人学生拉到学校里，利用自己四十年来积累的丰富实务经验来教导他们。在数学课上，她教给学生如何计算种子与肥料的分配。在识字课上，她从辨识路牌与报纸大标题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参加选民登记所必须掌握的州宪法内容。尽管她的教学法能让扬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为之侧目，但她真正的天赋却在于慧眼识人。她能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自耕农阶层——助产士、老农民、马车车夫以及辛苦供养子女与孙辈上学读的老奶奶——当中发现天生的领导者，并且将不可动摇的信任与尊重注入对方的心田。克拉克是黑奴的女儿，她对于自己的出身始终非常敏感。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她所谓的自己人当中的傲慢心态——例如老金夫人从未邀请她来到亚特兰大家里做客，这一点令克拉克耿耿于怀。她还指出，参与民权运动的强势布道人们往往好摆架子，而且经常忽视女性的贡献。

一开始克拉克将自己的新老板当成了需要她悉心教导的小学生——一方面安德鲁.扬在她面前的确是个小字辈，另一方面扬早在与她见面之前就完成了一整套眼花缭乱的捐款整合事务，因此克拉克并没能在第一时间见识到这位年轻人的手段。有一次又一批学生到达多尔切斯特后，扬搭乘包机过来参加开学仪式，克拉克在前往食品贮藏室的路上拦住了他。克拉克耐心地告诉扬，他将食物与新来的人分享之前不应该自己先吃，因为那些人一整夜都在坐车，已经很饿了。扬眨了眨眼。他解释说预算中没有包含往返路上的早餐，而且也并没有人抱怨他这个校长不称职。克拉克则告诫扬，他必须记住来上学的这些人去一趟海边都会用可乐瓶子装满沙子带回家，好向家乡的乡亲们炫耀自己看过了大海。他们从不敢想象走进以便以谢教堂，更别说参加扬的精英教会了，因为那里的信徒们的穿着做派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气派讲究，令他们手足无措。如果这些人在这些小事上都觉得不舒服，那么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投票对反对白人的意愿呢？刚刚招来的这些学生们什么都会注意到。扬的预算优先事项以及他不愿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做派就像他的演讲一样足以左右学生们的想法。“如果你能用马歇尔.菲尔德基金交给我们的钱来租用私人飞机，为什么就不能挤出两三美元给他们买份早餐呢？”如果实在没钱，扬至少可以陪着学生们一起挨饿。

“塞提玛，你真是个圣徒，”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