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剑指东瀛(卅七)党争内情(2 / 2)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当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同日到达肃川,再次日到达安州,又次日到达了宁边。到达宁边后,君臣开始讨论今后的战争战略问题。
此时有三种方案:死守平壤、往辽东内附、抵达江界进而向咸镜道方向继续播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只有西人党成员与李昖进行君臣抗争,因为此前南人党成员柳成龙在接待大明来使,并未能参加此次讨论。
于是在朝堂之上西人党一党独大,独立与李昖进行谏争。尹斗寿此前被派遣留驻平壤,西人党成员十分信任尹斗寿,因而在此次君臣谏诤中,西人党全体成员均不再赞成渡辽内附,全部主张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则出奔北道继续播迁。
西人党郑澈对于尹斗寿十分有信心,曾表示“临近则贼为主,我为客,平壤则我为主,贼为客矣”,认为平壤可守。郑澈以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国家依旧有存身之地。为此,郑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迁之地江界,以此来表示对于内附的反对。
西人党成员崔兴源同样认为“贼势若挫,则北道可往”,同时崔兴源提出了如若内附的几点顾虑:一是宗庙社稷无处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时遭受倭寇夹击,朝鲜定会无法应对;三是“辽东人心艰险”。
此时李昖数次与大臣展开辩论,但仅李昖与李恒福赞成渡辽内附,李昖曾直言“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国旧事。
李昖认为“赴辽,非但避难。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国得以复国”。所以在他看来,一来大明“抚藩字小”,肯定不会置朝鲜于不顾,其次此行不专为内附,还与请兵相联系。
最终结果便是李昖一行奔向义州为赴辽准备,世子光海君则往江界,进而抵达咸镜北道。此议一出,李昖便抛弃了反对内附的官员,令领议政崔兴源等与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庙于北道。
及至此时,朝鲜朝廷仍是西人、南人两党的天下,北人党因为李山海被罢暂时蛰伏,而当他在柳成龙执政陷入麻烦之时回归,重新带来的北人党却又隐隐已经有了“大北”与“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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