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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章 谁买谁就是傻子(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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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在如今的大清官场上,田文镜可算是已经出名。在雍正继位之处,田文镜就被雍正派到河南清查积欠亏空,而田文镜一到任之后,便实行审追之法,即把已经查出亏欠钱粮的各官员汇集到开封,然后逐一审查,并且封存其财产,用来变卖赔补。

这一番手段却是几乎将河南官员给整治得生不如死,到了今年就完全补足了布政司库的亏空,而且田文镜在在征收钱粮过程中,将收粮银柜加固封条,并下令“公同面拆,立刻发匠倾熔,正、耗两项分数解司,不得存留丝毫。”

雍正对于田文镜这样的能吏,自然是大为赞赏,可是赞赏之余,心里也明白像他这般的性子,若是放到云贵大局上,反而会出乱子。

“单就云贵大局而言,更需要连通上下,积攒力量,团结人心,这方面田文镜尚不如李卫,而李卫更不如鄂尔泰。”

“皇上果然明鉴,奴才钦佩之至。”

雍正轻轻点头,随后便让张廷玉拟定了圣旨,让山东巡抚鄂尔泰接替云贵总督一职,言辞中自然也是好生一番夸奖,随后便命其好生经营云贵云云。

张廷玉很快就写就了升职,盖了大印,只是他心里清楚,这圣旨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要命的东西,还是背后给的密旨。

等到这件事处理过后,雍正才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衡臣,最近在京城里可曾听到什么谣言了吗?”

听到雍正问这话,张廷玉脸色微微一变,只是被他低着头,倒也没有被雍正发现,只得老老实实回答道:“这京城里整日里都有些无聊的人,天天喜欢嚼牙花子,奴才也不知道皇上说的是什么谣言。”

不得不说,张廷玉已经深谙当官之三味,回答的却是极为巧妙,若是说有,那他就会很被动,风闻奏对是大臣的职责,为什么不禀报?是不是对皇帝有异心?

若是说没有,那这就是在侮辱雍正的智商了,好歹也是朝廷大员了,难道从来不关注京城里里有什么消息?这话说出来只会徒增笑耳。

因此,眼下张廷玉却说得极为巧妙,只说有,却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原因就是谣言太多,也听得太多。

雍正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的笑容,“衡臣,景山那边最近有些动静,你替朕去瞧瞧吧。”

“嗻。”

尽管双方都没有将话挑明,可是张廷玉却已经完全听明白这话里的意思,景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康熙景陵的所在地,而眼下在景山真正需要他这个军机大臣去看的,只有一直被软禁的老十四允禵。

又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张廷玉不由得叹了口气,这几兄弟怕是还没有斗完,只能继续往后看了。

在清廷陷入明争暗斗的迷局中时,宁楚却是再一次开始折腾起‘钱’的事情了,在制定好新的货币政策之后,相当于宁渝造出来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可是鸡毕竟不是直接能换成钱的金蛋,因此后续的孵化才是关键。

因此,在四月份下旬,宁渝在奉天殿召开了一次大楚金融内阁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将这只金蛋给孵出来。

在金碧辉煌的大殿当中,仅仅只有十余人站在了台陛之下,他们当中有内阁诸位大臣,也有几名大型财团商会的代表,以及新上任的大楚银监会主席施南王宁忠信,以及大楚中央银行行长邓伯然。

实际上现如今的大楚中央银行,其实就是由原先的汇通钱庄改组而成,而作为原来的钱庄主事人宁忠信,如今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宁楚的钱袋子。

作为银监会主席的宁忠信,自然也不好继续掌管中央银行,否则这个权力就着实太大了一些,就连宁忠信自己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妥,因此即便是在明面上,他也得卸去中央银行的职责,转手交给了当年跟随他许久的亲信邓伯然。

邓伯然此人作为当年的从龙老臣,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宁忠信的左膀右臂,也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这一次改组,他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大楚第一任中央银行的行长。

此时众人站在台阶之下,听着大学士恩斯特在殿上侃侃而谈,从新发行的货币制度一直到金融方面的问题,却是听得有些头晕目眩。

“尊敬的陛下,还有诸位先生们,如今我大楚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其关键就在于金融上的巨大潜力没有被挖掘开,因此我们如今所谓的缺钱,本质上是站在金山上哭穷,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浪费!”

“过去的我们,没有标准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汇率,甚至都没有常规的国债发行机制!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力没有被打开,作为流通的货币,陷入了空前的通缩当中,很多地方甚至只能以物换物,这对于我们,更是一个可悲的遗憾。”

恩斯特说的一切,并不成条理,语言混乱不说,更是夹杂了许多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因此别说那些大臣们,就连宁渝本人更是听得有些头疼。

不过有些基础的东西,他是听明白了的,那就是这个年代的中国,即便有大量的白银流入,可是依然陷入了可怕通缩当中。

所谓的通缩,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少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从而引起的货币升值、物价普遍持续下跌的状况。

根据宁渝的了解,明朝的灭亡跟通货紧缩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在一条鞭法之前,各朝赋税皆以实物(布帛,粮食)为正赋,货币收入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本质上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

等西方的白银大量进入中国后,白银成为正赋,百姓上缴国税须事先统一兑换成白银,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也就是从实质上确定了明朝金融的“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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