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5（1 / 2）

1932年，也就是金三岁那年，尼布尔出版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标志着美国神学界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走向末路。尼布尔在1928年来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此前他曾在耶鲁神学院工作过，还在底特律从事了十三年的事工。一战结束以后汽车工人与黑人移民一直在这座亨利.福特一手创建的城镇里苦苦挣扎，而尼布尔则成为了为这些底层人员争取权益的著名活动家。此外他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和平主义者，还连续担任过几任和解团契（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主席。*正因为上述原因，《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几乎所有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尼布尔背叛了正义的事业，因为他针对社会福音的前提发动了攻击。社会福音认为，理性与善意在现代世界的稳步前进能够根除社会邪恶，尼布尔对此却不敢苟同。他的主要批判目标就是著名的约翰.杜威，迄今为止最后一位追随者众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无知是不义的主要原因，尼布尔对此则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不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掠夺性自利倾向”。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受到更好教育的人就一定会不那么自私凶狠。战争、残虐与不义之所以留存至今，是因为人类本性充满了罪孽。

*在金的公共生涯期间，和解团契的领导人是A.J.马斯特（A.J.Muste）。该团契创始于一战前夕，创始人是英国贵格教徒亨利.霍金斯（Henry Hodgkin）与德皇的私人牧师西格蒙.舒尔茨（Sigmund Schultze），两人共同发誓拒绝参与任何可能在各自国家掀起民族主义狂热的战争。当时这一誓言曾被人视为无病呻吟，但是一战的徒劳杀戮使得两人在战后成为了洞见先机的智者。在两次大战之间出生的欧洲人与美国人都将和平主义视为正派可敬的群众运动。1935年针对美国本科毕业生的民调显示，39%的学生拒绝参与一切战争，33%的学生仅仅愿意在美国遭受攻击时参与战争。

尼布尔指责自由主义世界“毫不牵连地逃离了基督教的罪孽教义”。只要略微提起罪孽二字就能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满脸苦相。众多现代神学家纷纷因为心中偶像的变节而震惊不已，因为尼布尔挑破了进步历史观的中心思想。像尼布尔那样把邪恶视为人性的永恒侧面也就意味着神学家将要再一次面临那个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上帝会允许这样的苦难，以及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一点。当时知识界关于历史意义的普遍观念也将会遭到质疑。要想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底，就等于将基督徒扔回了圣奥古斯汀或者马丁.路德这样的强硬派现实主义者脚下，前者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热爱上帝并且蔑视自己”，后者则认为人类是跪求神圣恩典的可悲罪囚。

尼布尔倒是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绝，虽然他后来确实承认过自己对于圣奥古斯汀抱有不合时宜的尊重，因为圣奥古斯汀“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并非心灵控制自我，而是自我控制心灵。”尼布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区分了在大型社会团体中行事的人们的人性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们的人性。个体的人性确实可以接受理性思辨，回应正义的呼声，甚至拥抱宗教精神的完美之爱。但国家、公司、工会以及其他大型社会团体一定总是自私的。尼布尔认为社会只会对权力作出实质性反应，这就意味着一切诉诸于虔诚、教育、慈善、改革与福音主义的势力如果不打算在权力冲突当中沾染一身脏污，就永远没有根除不义的指望。比方说尼布尔不相信道德劝诫能够为底特律或者美国其他任何地区的黑人带来基本经济政治权利，并且嗤之以鼻地批驳了这一理念。“无论有多少个体白人……完全彻底地认同黑人权益事业，美国的白人种族都不会在未曾遭受外力胁迫的情况下就主动承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教条的正确性。”

针对社会福音以及进步信条本身犯下了异端罪之后，尼布尔又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底特律奉行事工期间曾经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影响，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权力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他的批判角度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假装发现了科学分析历史的方法，可是马克思本人对于究竟应当如何战胜人性自私与社会压迫却语焉不详，仅仅“以伟大戏剧与古典宗教的风格”提出了一套“世界末日式的愿景”。马克思主义者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套虚假科学，以至于很容易就会盲目地容忍自身信条的固有不公正之处。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充满自负与刻毒”，宣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不仅在于为穷人说话，还在于针对不是穷人的人们施加报复。这样一来将会导致两项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是天真幼稚的轻信受骗，其次是“基于蛮力与恐惧的施政纲领”。*早在1932年他就在中谴责过斯大林的“清除异己政策”——当时美国大多数观察家还没有意识到此类政策确实存在。

*尼布尔曾在私下里暗示他的批评对象是自己任职的联合神学院的系主任哈利.沃德（Harry Ward），他将此人称作“天真幼稚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者”。沃德曾在访问苏联后撰写了《替代利润（In Place of Profit）一。尼布尔认为此是“对于俄国社会的盲目美化，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社会已经摆脱了自私。”

《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轰动，尼布尔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毫无掩饰的偶像破坏者。主流自由主义者们——例如《基督教世纪的主编——觉得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没能洗刷掉作品其余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基调，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憎恨他批评斯大林。一位共产党评论家谴责尼布尔在政治分析当中“乱洒基督教的酱汁”，并且声称他“比暴徒更糟糕”。社会福音派的评论家们同样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暗示尼布尔对罪孽的强调使他沦为了社会进步的叛徒，甚至跌落进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列。宗教保守派倒是很可能因为这一点对他另眼相看，但他们实在张不开嘴公然赞扬尼布尔，因为此人经常质疑圣经的字面真理，而且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看来都太保守了。

1950年秋天金第一次读到《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的时候，尼布尔再次自我改造，成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公众人物。1932年到1950年之间的十年里，阿道夫.希特勒身体力行地向全世界演示了尼布尔笔下的不道德社会与不可解邪恶理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尼布尔的思想也从神学家的遣词造句逐渐转变成了全世界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尼布尔亲自救助好几名知识分子逃离了德国，还将保罗.田立克接到纽约与自己一起任教。此外他在二战期间创立了基督教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组织，主要任务在于抵消和平主义者在美国的影响力，尽管他本人一度曾经是美国和平主义者的领袖。战争结束后他与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其他多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们一起创建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其宗旨是在自由派内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日后将会协助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到了冷战期间，正如在反纳粹战争期间一样，尼布尔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跟随着他的名声发生了转变。

在这本中金接触到了早期的尼布尔——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内心潜藏着与他本人十分相似的蓬勃干劲。尼布尔在1932年震惊了宗教世界，又在1950年让金遭受了一记当头棒喝。尼布尔宣称无论是社会福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力根除人世间的邪恶。这两套信条都希望看到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但是前者的属灵力量过于羞涩纯洁，只能在严酷的世间邪恶面前败下阵来，后者的物质力量又过于机械诡秘，以至于容不下人性的存在，而人性恰恰是正义赖以为生的空气。社会福音将政治实务视为不值一提的沙尘，马克思主义则憎恶教会与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悲剧——“当代人类对于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信心。”尼布尔所谓的“道德”指的是间接的、非科学的正义领域，其中结合了爱与政治，属灵主义与现实主义。道德是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妥协，也是应对不道德社会的特殊性质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