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4（1 / 1）

儿子在政治见解与人情世故方面的完美做派令金老爹非常自豪，但克罗兹为他灌输的道德标准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了第二学年，金已经全盘接受了社会福音，以至于有了在父亲面前喝啤酒、抽烟卷甚至打台球的胆量。每次老金牧师来学校探亲都会看到儿子在行止不端的歪路上越走越远。金甚至还会将父亲请进礼拜堂地下室的台球厅里并且邀请老人家试玩两把，对于自己辛苦掌握的球技十分骄傲。正如他预想的那样，老金牧师对此大发雷霆，但是金本人极其信任自由主义基督教教义的说服力：正如马太福音15:11所说，唯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他向父亲指出，烟雾缭绕的台球厅本身并非罪孽所在，有时在台球厅里制定的抢劫酒水商店的计划才当真有罪。老金牧师则不屑一顾地认为儿子无非是在巧言令色地为罪孽开脱而已。父子之间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对话模式，金总会小心翼翼地挑逗父亲过于老派，老金牧师则会指出自己的做法久经考验并且取得了切实成功。

父子之间的意志较量陷入了僵局，金家人也都意识到了这场较量具有怎样的叛逆潜质，比方说乔尔.金就看得很清楚。他也曾陪同老金牧师几次来到克罗兹探望侄子，每次他都会质问兄长为什么允许儿子抽烟打球，同时又禁止包括自己在内的金家其他成员沾染这些恶习。再怎么说乔尔的年龄也几乎已经可以给金当父亲了，可是他的二哥依然像看管小孩那样紧紧约束着他。面对弟弟的质问，老金牧师只是板着脸孔不予置评，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令乔尔感到满意。有一次离开克罗兹返回亚特兰大的路上，乔尔终于下定决心要效仿一下侄子的胆量。兄弟二人走在奥本大道上的时候，跟在二哥身后的乔尔壮着胆子点燃了一支雪茄。老金牧师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进，一直走到了家门口。正当乔尔以为危机已经过去的时候，老金牧师陡然间转过身来，用手背将弟弟叼着的雪茄一下子扫落在地，任凭火星溅到了弟弟的头发里与西服上面。乔尔一直都想不通自己的侄子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才躲过了兄长的怒火。

1949年圣诞节期间，父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再次爆发了出来。回家度假的金决定将自己在家里的时间一分为二，不仅要在以便以谢布道，还要抽时间在家里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的美国公众对于共产主义抱有极其热切的兴趣。圣诞节之前不久，阿尔杰.希斯间谍案在纽约开庭二审，共产党也在中国正式夺取了政权。再早一些的1949年年初，哈里.艾默生.福斯迪克在纽约河滨教堂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布道词。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山寨了传统基督教吸引力的两大方面：首先是皈依的心理学，其次是社会福音对于被压迫者的承诺。长久以来这两个方面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基督教的重视，以至于无声无息地蛰伏了起来。金读完了《共产主义宣言以及一批涉及马克思与列宁思想的阐述作品，之后就抱定了终其一生的反对共产主义立场。本着一贯的博学而又轻快的文风，他表示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奉行“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唯一因素，列宁则认为政治上的正义要由先锋队政党根据革命需要不断重新定义。这两项主张在金看来都只是冷酷的科学教义。马克思没有为道德力量留下影响历史的空间，列宁也无法将道德标准提升到高于马基亚维利暴政倾向的程度。

在老金牧师看来，儿子的这番咬文嚼字无非是卖弄小聪明而已。他理直气壮地认为任何一位优秀布道人不用读做学问也应该知道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互不相容，因此儿子在家里堆满共产主义宣传材料的做法尤其令他气不打一处来。这一点成了父子之间的心结。尤其令金难受的是，有几位他最信任的导师一直在敦促他与老金牧师背道而驰，例如摩豪斯宗教学院院长梅尔文.沃森（Melvin Watson）。整整一代黑人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坚定的浸信会布道人——都曾经不声不响地研究过共产主义理念，因为苏联毫不含糊地承诺要实现种族平等并且扶助受压迫者翻身做主，沃森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共产主义理论家绝对不是希腊原子论者那样的唯物主义者，”在以便以谢教会听过了金抨击共产主义的布道之后，沃森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流派难以驳斥，令人心神难安。”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信件当中，他用精细的措辞与和蔼的口吻批评了金的立场，每一封信的抬头都是“致亲爱的候补小博士”。他劝慰金不要因为有些以便以谢会众在他布道时打瞌睡而气馁，“无论什么题材的布道总会有人打瞌睡的。”

金在克罗兹度过第三学年的时候，金老爹决定改变战术。前两年送儿子返校的时候他总是衣着朴素，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架势，就算被儿子领进台球厅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一年他则穿着最体面的三件套西装，金灿灿的怀表链子挂在背心口袋外面一步一摇。在学校里他随便遇到什么人都会大步上前与对方热情握手——如果对方是教授，他就恭维人家学识渊博，如果对方是学生，他就祝贺人家前途无量。他声若洪钟地告诉每一个人自己因为儿子完成了神学本科教育而感到无比自豪，而且他的儿子明年就要回到以便以谢教会扎根下来。金本人咬紧牙关忍受着父亲的大鸣大放，后来还特意告诉朋友们他的父亲喜欢夸大其词，而他本人并不打算在年底回到以便以谢或者投奔任何其他教会。这一年初秋他给以便以谢会众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们的牧师不在的时候”支持自己，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父亲仍然是教会的主人。此外他还找到了自己的顾问与最喜欢的社会福音教授乔治.戴维斯，讨论应该去哪家一流院校读取宗教哲学博士学位。金的第一选择是戴维斯的母校耶鲁大学。他在11月向耶鲁大学递交了申请，同时为了保底还申请了波士顿大学和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尽管他在在克罗兹表现优异，耶鲁大学依然没有录取他。不过其他两所学校在圣诞节前都接受了他的申请。这样一来金就面临着两项任务，首先要在两所学校之间选择一所，其次要与母亲讨论如何最稳妥地告诉父亲他还打算进一步读博，后一项任务他已经很熟悉了。

在克罗兹的最后一学年，金接触到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此时他已经确定了继续深造的目标，尼布尔的作品并未改变他的进修计划，但却似乎改变了差不多一切其他方面，包括他的基本宗教观在内。邂逅尼布尔之前，金读博的动机是因为他以学习为乐，多年求学生涯已经养成了惯性，而且博士头衔毕竟很有光彩。他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如此热爱克罗兹的生活，因此他希望能将这样的求学生涯再延续一段时间。而且他清楚意识到，他为自己设想的未来与父亲为他安排的未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他还没想清楚这个矛盾应当怎样解决。此外他之所以想要一个博士学位还因为他很想跻身于学术精英的小圈子当中（他和朋友们互相写信的时候经常戏谑地在彼此的名讳后面加上一连串英式学术头衔）。金很早就怀疑过别人向他灌输的理念，可是在接触过了尼布尔之后他才平生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理念丧失了信心。社会福音的光芒几乎一夜之间就在他眼中黯淡了下来。从此以后金再也没有彻头彻尾地陷入任何一个思想学派的掌控，包括尼布尔的思想在内。尽管尼布尔比起任何一位现代思想家——包括甘地在内——都更为深入地影响了金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但是金与尼布尔之间的联系却并非显而易见。时间流逝、种族关系与流行形象都在这份联系上面覆盖了层层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