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6（1 / 1）

1950年11月25日，也就是金参加美国教会历史153期末考试三天之后（考题是讨论1500到1760年之间面向美国印第安人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运动），中共的军队进入了朝鲜并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举动致使很多人都害怕这场地区冲突将会蔓延开来，在希特勒战败身亡仅仅六年后掀起新一轮世界大战。来自中国的敌人尤其加剧了美国人针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在此时的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一场蔓延全球的反人类阴谋。在瑞典起草的一份和平请愿激怒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显然在他的授意下，美国司法部针对W.E.B.杜博斯提起了刑事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散播这份请愿而没有事先注册成为苏联驻美代办人。《纽约时报用语含混地将杜博斯称作“一位与黑人运动关系密切并因此而广为人知的作家”，但是这位十二岁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危机创始人还是戴着手铐受到了传讯，他的审判也或多或少无人关注。在法院门外，为数不多的杜博斯支持者拉起了一条稀疏的纠察线。这些人当中有一位二十四岁的不知名纽约演员亨瑞.贝拉方特。他比金大两岁，十分热衷于杜博斯的思想。二战期间的黑人水兵经常传阅杜博斯的著作，贝拉方特就是通过这一渠道最早接触了杜博斯并且完成了自己的政治启蒙。杜博斯案件致使协进会乱作了一团，甚至在联邦法官驳回司法部起诉之后依然没有消停下来。为了弥合协进会内部的矛盾，罗伊.威尔金斯精心打造了好几项决议，首先谴责这项起诉是针对全体黑人的侮辱，然后警告广大黑人要小心“所谓的和平组织”拿他们当枪使，接下来又授权协进会的各个地方分会针对共产主义渗透进行内部清洗。

战争、阴谋论与猎巫运动几乎影响不到克罗兹学生的生活节奏。斯科特.恩斯林关于耶稣的历史形象的教导仍然听得新生们目瞪口呆。在礼拜堂地下的台球厅里，不愿露怯的他们仍然假装自己球技精湛，将满桌台球打得砰砰作响。此时的金已经成为了一名说话很有分量的学长，还当选成为了学生会主席。他与其他同届同学一起帮助新生们适应了克罗兹的氛围以及学校氛围对于信仰与娱乐的双重影响。麦克与迈克二人组依然会在无数个夜晚熬夜打台球直到凌晨三点，现在又有一位刚认识的白人朋友“斯奈非”加入了他们。肯尼斯.李.“斯奈非”.史密斯（Kenneth Lee Smith）教授刚从杜克大学读博归来加入克罗兹的教职队伍。他的年龄与麦考尔相仿，比金年长五岁。此外他的身材非常浓缩。金长得并不算高，大约五英尺七英寸，但是依然比史密斯高了一尺半。史密斯的课程正是尼布尔研究，因此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尼布尔对于金的影响。金很想进一步研读尼布尔著作，但他的学习节奏太紧，很难挤出时间来。

这三个人的友谊并没能结成正果，因为在这一年的年中，金一不小心喜欢上了史密斯的长期女友贝蒂。这个姑娘是一位德国移民女性的女儿，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克罗兹的食堂里担当厨师。起初两名男性朋友——学生与老师，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情场竞争还仅仅局限于相互打趣与相互示好。毕竟史密斯刚刚从杜克大学回来，社会福音的精神正在他心中熊熊燃烧，而遵循社会福音信条的人生必然容不下嫉妒心。然而在金开始公开追求贝蒂之后不久，金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难看地紧张了起来，台球桌旁养成的友情陷入了死寂。等到金终于将贝蒂姑娘争取过来之后，他与史密斯也正式撕破了脸皮。

一开始金的朋友们全都开启了吃瓜群众模式，密切关注着这场狗血的神学院三角恋，直到金决定认真起来为止，然后他们就再也无法作壁上观了。金声称自己爱上了贝蒂，贝蒂也爱上了他。朋友们试图拿他开涮，笑话他说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神学与种族自由主义立场将要遭到最严峻的考验——是他，是史密斯，还是贝蒂。但是这样的笑话并不能让金笑出来，而且没过多久所有人就全都笑不出来了。金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焦灼，询问各位朋友们应当怎么办。约瑟夫.柯克兰直言不讳地表示，无论这位贝蒂姑娘是黑是白，她都仅仅只是个厨娘的女儿而已，因此金理应知道他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另一位马库斯.伍德同学（Marcus Wood）则更讲究策略地告诫他，并没有多少教会愿意任用一位跨种族通婚的牧师。比他们两个都年长因此兴许也更成熟的霍勒斯.惠特克并没发表多少意见，而是引导金自行分析清楚了这其中的利害关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倾听着金好几次发狠非要与贝蒂结婚不可。在他的面前，金一遍又一遍地愤怒控诉着残酷而又愚蠢的人生阻力如何迫使两个真心相爱的人无法实现心愿。有一天深夜，金又一次敲响了惠特克的寝室窗户。他身上衣衫凌乱，显然刚刚在学校广场的角落里浪漫了一番。惠特克领着他重温了一遍两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问题，然后金终于崩溃了。他告诉惠特克，无论父亲将会怎样大发雷霆他都遭得住，但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行为将会给母亲带来的痛苦。

金强迫自己退出了这段情场纠纷并且努力压制着内心的苦涩。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审判又摆在了他最好的朋友面前：沃尔特.麦考尔的女友控告他在正式成婚之前搞大了自己的肚子，孩子出生以后又不认账。麦考尔想尽办法安抚她却无济于事，对簿公堂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这样的前景将麦考尔吓得魂不附体，不得不极为不情愿地秘密接触了克罗兹的一位教授，希望对方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品行良好的神学院学生，人格正直，前途光明，绝不可能是某个私生子的父亲。退一万步说，假如这孩子真是他的，那他肯定不会不认。教授出庭作证之后，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麦考尔的判决。麦考尔与克罗兹效仿都认为应当尽可能安静细致地处理这一案件的伦理影响。知道这个案子的教授并不多，史密斯就是其中一个。他抱住无罪裁决不放，认为这个裁决洗清了每个人。然而麦考尔日后在写给金的私信里差一点就承认了自己的确是这孩子的父亲，换句话说这个裁决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克罗兹的宗教权威声誉说服法院相信了麦考尔的谎言，从而使得他逃避了对于那名女性以及自己的后代的责任。

同时涉及性与神职人员的问题就好比道德层面的辐射区一样令人避之不及，因此涉事的宗教机构总会一门心思寻求不声不响的私密解决方案。如果将种族因素也添加进来，与前面两者形成鼎足之势——比方说麦考尔案件就是个好例子，知情者无不担心这一丑闻将会给反对克罗兹招募黑人学生的人们提供弹药——那么相关问题肯定会敏感得碰也碰不得，以至于当事人会近乎本能地采取审慎与虚伪相互交织的态度。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避实就虚态度很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什么会有大约四百万名黑白混血，但是主流白人文化成员蒙受耻辱的法律或者教会记录却少之又少。

在克罗兹，金很难判定跨种族婚姻的代价有多高。他一直在追求爱情，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社区领袖，而且也抱有为了爱情与梦想支付代价的觉悟。但他不知道跨种族婚姻的代价是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极限。他知道，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布道人行业成家准则。首先，教士必须结婚而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其次，能尽早结婚就不要拖延；最后，选择妻子不仅对教士个人来说关系重大，还会影响职业发展，因此教士的意中人必须满足一系列客观要求。对于黑人教士来说——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享有远远超过白人同行的婚恋优势，因为布道人这一行在黑人文化当中地位更高，也因为合适的女性数量更多——择偶过程有时甚至会被提升到国务活动的高度。潜在的紧迫感与一系列几乎具有政治性质的实际考量绞在了一起。金告诉惠特克，自己离开克罗兹的第一年年底就肯定会娶妻成家，尽管当时他连新娘子姓甚名谁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