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号初鸣2（1 / 2）

1954年，二十五岁的金正式踏上了事工道路。这一年见证了电视晚餐与微芯片的问世，迎来了乔.迪马吉奥与玛丽莲.梦露的婚礼，纽约埃利斯岛移民中心也在这一年关门停业了。关于氢弹试验的第一批新闻电影画面上，口叼烟斗、头戴阳帽、光着膀子的美国工程师们正在忙碌装配着各种器材设施，为得是远在太平洋的氢弹爆炸能够顺利进行。入籍效忠誓言在这一年正式插入了“以上帝之名”这段话。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评论道，假如缺少了“深切的宗教信仰——什么信仰都无所谓”，那么美国形式的政府就根本没有合理性。这句话一下子同时惹恼了自由派与保守派两边的知识分子，但美国公众却似乎深以为然。民调显示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68%的美国人相信来世。

5月 17 日——也就是金以候任牧师身份在德克斯特第一次布道两周后——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了最高法院对于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的宣判结果，事先并未通知新闻界。这条爆炸性新闻遭到了如饥似渴的关注，以至于美联社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接连发布了三份即时公告。在中午12点52 分，公告表示沃伦正在发表意见。下午1点12分，第二份公告声称沃伦“还没有宣读到法院表达意见的部分”，因此记者们也无法做出最后结论。1点20分的最后一份公报宣布，最高法院以比零的投票结果判定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

这是一项地动山摇的判决结果，不过美国社会在第一时间里的反应却并不算多么激烈。黑人社区并没有举行大规模街头庆祝。正在亚特兰大斯佩尔曼学院读大二的芭芭拉.约翰斯依然像长期以来那样闭口不谈自己在本案当中扮演的角色，因为她能感到其他同学都有些惴惴不安。她们似乎担心如此大手笔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意味着斯佩尔曼学院这一类学校的灭绝。沃伦宣布最高法院判决之后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通知哥伦比亚特区，他希望美国的首都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在地方法院的具体命令下达之前率先取消当地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制度。《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抨击布朗案的裁决是司法界贸然闯入社会学领域的典型表现。在他看来，“最高法院坚持维护头脑与心灵的平等，却不关心学校设施的平等。”南方政客们一开始宣布他们将遵守法院裁决，然后又纷纷改变了想法。

艾森豪威尔的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一心只想着维护总统的政治形象。他想要确保民主党不能因为艾森豪威尔任命沃伦担任大法官而责怪共和党。在如何评价最高法院判决的问题上，各个领域的专家们都不太自信。他们之所以瞻前顾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白种族之间的鸿沟如此宽阔，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设想究竟怎样才能跨越这道鸿沟，甚至就连开脑洞都开不了。讽刺的是，尽管美国人尚且没有打定主意自己应当如何看待布朗案，但是他们却似乎很肯定应当为外国人留下怎样的印象。美国之声立刻就将沃伦的意见翻译成三十四种语言，向海外各国宣告了这条喜讯。但是美国国内多家媒体却陷入了沉默。比方说环球新闻（Universal Newsreels）就从来没有提到过二十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这项决定实在争议太大了。

最高法院宣布布朗案裁决结果十天前，驻守在越南奠边府的法军总指挥投降了。这一事件同样对整个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当时美国人的关注重点是一位受困战场的年轻法国护士，末路法军当中的一名孤身女性。取得胜利的越南叛军——当时的新闻消息当中对于这些人的通常称谓仍然是“原住民”或者“红军”而不是越共——将她送到了依然被法军控制的河内。刚刚脱离险境的吉纳维芙.德.加拉德——她的母亲还是一位子爵夫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西方国家同心协力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象征人物。这位面容清秀的法国护士的历险故事包含了一切炒作卖点——英雄、战争、性、纯洁心灵、高贵出身以及政治与种族象征主义。两个月后吉纳维芙来到了纽约。《纽约时报头版将她称作“奠边府天使”，二十五万纽约人参观了百老汇为她举行的接风游行。仍然有点目瞪口呆的吉纳维芙在高涨民意的裹挟下抵达了华盛顿并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亲手授予的自由勋章。此外她还受邀在国会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上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公民还是在美国革命期间贡献卓著的拉法耶特将军。

与此同时，金正准备搬到蒙哥马利。这时候沃尔特.麦考尔从瓦利堡州立大学——一座规模不大的佐治亚州黑人院校——给他发来一封信，抱怨最近南方气温热到爆表，湖泊河流全都干涸了。干旱似乎加剧了麦考尔的自怜心态。他在信中写道，“你现在好像挺一帆风顺的，”“我以为你把老朋友忘了呢。”然后他才提到了这封信的主题，也就是“女人的问题”。麦考尔宣布他打算娶一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姑娘，并且邀请金担当他的伴郎。但是金与朋友们都知道麦考尔是个不安分的人。没过两句话他就又提到了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另一位小妞”。“她在北卡工作，目前住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博士，她真的很漂亮，但她并没有这个女孩那么漂亮。我不想离开她，但我准备结婚了，所以我不愿意继续寻欢作乐下去了。”

接下来麦考尔转向了一个难以启齿的题目，也就是那位他不肯迎娶的女性以及那个他拒绝抚养的孩子。此前他送给那名女性五十美元来帮助她养育孩子，但是这样做很失策，因为她又燃起了嫁给他的“一线希望”。“她整天给我打长途电话，还给我写了一大堆信件，简直要把我烦死了，”麦考尔焦躁不安地写道。“所以我决定不再继续供给她，而是切断了对于她的援助。我再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帮助她了。老兄，只要我稍微关心一下她，她就会把我活活缠死。我也不愿意这么铁石心肠，但是这样做的确比较明智。”在信件的结尾他光秃秃地写了一句“代我向柯瑞塔问好”。他始终觉得柯瑞塔过于一本正经，不符合他的口味。

这封信是典型的麦考尔风格——内心袒露，热冷交加，多愁善感却又油盐不进，总是苦苦纠缠于女人的问题。金很清楚，尽管麦考尔在信里声称自己打算结婚，但是这件事还远远算不上板上钉钉。十周后他在写给麦考尔的回信中谨慎地询问了对方的“婚姻状况”。此时他已经搬到了蒙哥马利，并且开始在德克斯特布道。他写这封回信的主要目的是求援，因为他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这座新教会。出于这个目的，他给每一位亲友都写了一封信。

1954年9月5日，金第一次作为常驻牧师站在了德克斯特教会的布道坛上。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出人意料的文件，题目是《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会1954-1955财政年度意见。他向会众宣布他将向所有人分发文件副本以供大家认真考虑，并且在随后的事务会议上采取行动。礼拜活动结束后会众们掀开各自的文件副本，刚刚看完第一句话就意识到布道坛上的年轻人不打算成为教会资深成员的另一位受害者。“当一位教士接受召唤前来牧养一家教会的时候，”金义正辞严地主张道，“最重要的前提是他必须获得一定的权威。”在这段震耳欲聋的序言里，他围绕着权威主题大做文章，行文气势足以令摩西、奥古斯汀或者路德击节赞叹。

“牧师的权威来自两方面。首先这份权威自然源自上帝。教会任命牧师的前提是上帝意旨致使这项任命得以成真。因此显而易见，牧师的牧养权威不仅由人类赋予，还得到了上帝的首肯。”

“其次，牧师的权柄源于会众本身。教会任命意味着会众愿意无条件接受牧师的领导。换句话说，教会领导权并非从长椅上升到布道坛，而是从布道坛下降到长椅。当然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教众们必须在牧师面前盲目跪拜，就好像牧师拥有拥有某些绝对正确的超人属性一样。同样这一点也不意味着牧师就可以大权独揽，恣意干涉执事、受托人或者各种教会辅助机构工作人员的日常事务。但这一点的确意味着牧师理应受到全体教会成员的尊重，教会政策与纲领必须以牧师为核心加以制定。很有些教会成员一心想要表现独立性。甚至不惜‘将自主权当成遮掩恶意的斗篷’。牧师永远不应被视为听任这些人恣意摆布的傀儡，永远不应在这些人手里承受各种想一出是一出的无礼慢待。因此为了教会的进一步发展，执事团以及全体会众必须通力配合牧师的领导。”

假如金只写了这篇序言而没有其他内容的支持，那么这段文字未免有点色厉内荏的味道。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会凭借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气势迫使会众将这段文字当成教会决议加以通过，而教会内部的实权派则会采取久拖待变的策略，直到决议效果逐渐消磨殆尽为止。金可不打算给他们留下翻盘的机会。紧接在序言后面的内容就是三十四项具体建议，旨在彻底革新教会的财政与组织体系。他的第一招就直接借鉴了老金牧师在1932年接管以便以谢教会之后采取的手段：全体教众都应当根据出生月份被分别纳入十二个俱乐部，而且“各个俱乐部都要在自身所属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向教会呈交特别献金……另外在教会创立周年纪念日当天，各个俱乐部至少应向教会捐赠一百美元。”接下来他建议教会应当着手一项“翻修扩建四年规划”。这项计划包括许多大小不一的具体目标，小目标包括要在1955年更换教堂里的地毯并且安装一座“电动冷水喷泉”，大目标则包括要在1959年新建一座宗教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