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伍德与伯明翰监狱4（1 / 2）

或许是出于未卜先知，又或许是受到了格林伍德事态的启发，金在4月3日B日当天宣布：“他们可能会放疯狗咬我们！”六天后金将注意力转向了没那么大张旗鼓的威胁：他要在一场特别会议上面对一百多名对他抱有怀疑态度的黑人商人。后来根据金的回忆，会议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又冰冷”，参会人员针对他的运动抛出了一连串批评言论。有些人说他们并不需要外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些人说金并没有给鲍特韦尔提供一个公道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更倾向于与当局合作而不是贸然举行危险的抗议示威，谁都不想看到愤怒的警察与戴着手铐的抗议人员。金将自己的口才发挥到了极致，不惜押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说服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全面计划描述得严丝合缝，希望借此说服他们。他承诺杰基.罗宾逊和小萨米.戴维斯这样的名人将会赶来参加运动，希望借此诱惑他们。

金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这样金至少有底气宣称自己说服了黑人商人群体保持中立。 A.G.加斯顿后来就本次会议的内容发布了一份声明，金的支持者声称这是对于本次运动的认可。不过种族隔离主义者同样称赞了加斯顿，白人报纸还刊登了他的呼吁：“全体伯明翰公民应当和谐共进，团结友爱，从而解决我市的问题，并且认可本地的有色人种领导层。”加斯顿的声明没有提到到金与示威活动。金知道自己无法长期影响商人们，有些曾当面称赞他的人正在抱怨说他应该离开伯明翰。他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宣布，他决定推迟了亲自坐牢的计划。他希望他自己的监禁能够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起到火上浇油的功效，而不是沦为这场运动用来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

也就在这一天，一心想要灭了金的阿拉巴马州白人官员在蒙哥马利与华莱士州长秘密谋划起来。他们知道民权阵营的保释金经费并不充足，于是就起草了一份法案，仅在伯明翰将轻罪最高保释金的数额从三百美元提高到两千五百美元。他们还补充了一项决议，宣布伯明翰“已经被外来者入侵，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和暴力推翻他们可能不喜欢的法律”。将这些措施落实到立法机关之后，白人政客们开始争论最恰当的警力运用战术。公牛康纳和华莱士州长想要派遣一百位人高马大的州骑警组成一支震慑力十足的部队，用来恐吓并击垮黑人游行示威队伍，但伯明翰建制派当中的改良派系——警长、报纸、商业巨头和鲍特韦尔市政当局——更赞同奥尔巴尼警察局局长劳里.普里切特的“天鹅绒拳头”战术。他们都认为任何加剧冲突并使其更加暴力的步骤都会造成反作用。

这些幕后争议浸透了政治算计。公牛康纳刚刚提出诉讼，要求阿拉巴马州的法官们推翻或者推迟执行新的市政宪章。假如他打赢这场官司，近期的市政改革公投与市长改选结果就会失去效力。因此康纳与建制派都想将法官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康纳需要将金的运动激化成为一场种族冲突的火爆大戏，从而趁机将自己塑造成不可或缺的铁腕强人，让人们将他视作当代的石墙杰克逊。建制派则希望无声无息地地将金的运动悄悄捂死，唯此才能确保他们身为体面社会卫士的地位。双方在周二达成了妥协：眼下姑且暂不派遣州骑警，但康纳将会获得一份奥尔巴尼风格的法院命令来禁止黑人举行抗议。这样的禁令要么会削弱抗议运动，要么能为公牛康纳一心想要发动的大规模逮捕提供政治意义更强的目的。

在周三全天，即将落实的法院禁令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伯明翰市政府的公诉律师们正在急忙准备宣誓。金自然听说了这件事。唯一的好消息是康纳向州法院提出了申请而不是联邦法院，因为他觉得州法院的法官更可靠。这对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禁止令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要勇于牺牲，”金在那晚的弥撒大会上宣讲道。但是眼下的困境让他情绪十分暴躁。他谴责那些不顾抵制运动依然前往市中心购物的人们是“黑人种族的叛徒”。下一个登台演讲的阿博纳西做出了感人的承诺，宣誓要在耶稣受难日坐牢。弥撒大会之后，运动领导人的战略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接收着紧急禁令申请进度的报告。威廉.A.詹金斯法官（William A. Jenkins）大约在晚上九点钟签署了相关文件。午夜过后一点钟多一点，一位县治安官走进加斯顿汽车旅馆的餐厅，向运动领导层送达了禁令。这一举动无异于宣战仪式。金在餐厅里与治安官对面而坐，他的两旁分别是阿博纳西和夏特沃斯。金默念着法院命令，一大群记者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后面等待着他的回应。这份禁令的范围十分宽泛。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预料的“流血和暴力事件”，詹金斯法官明确下令一百三十三人不能参与或促成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包括“游行、示威、抵制、非法侵入和纠察活动”，甚至就连“通常所谓的跪祷示威”也不允许。金的名字在一百三十三人当中位列第一。

对于三位黑人领袖来说，谴责这项命令公然违反宪法很容易，在第二天宣称他们“不能凭着良心服从这道禁令”而且运动也不会因此停下来相对而言也还不算太难，真正异常困难的是最后一步：设想一个足够可行的运动计划。这项计划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抗禁令造成的痛苦，并且赋予运动参与者们取得积极成就的期冀。声势浩大的伯明翰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病入膏肓的败相。在过去天里他们送进监狱的人数还不到一百五十名。相比之下，规模寒酸的奥尔巴尼运动在大规模抗议开始的第一天就向监狱里送进了接近两倍的人数。尽管许多运动支持者都来到加斯顿家的阳台下面，为了三位运动领袖决心在耶稣受难日游行到监狱的承诺而大声欢呼，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七个人自愿参加4月11日星期四的示威，不到五十人宣誓参加陪同金前往监狱的游行。

第六大道浸信会教堂在周四晚上举行了弥撒大会，但是金却没有参加，借此避免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金老爹赶紧从亚特兰大冲过来救场，代替儿子进行了当晚的布道，总算将这一轮危机应付了过去。此时事态的最新进展似乎预示着他的儿子用不着进监狱了。伯明翰市政当局通知抗议运动的保释金担保人，他已经耗尽了信用限额。换句话说市政府向入狱计划下达了破产通知。运动组织者再也不能向入狱志愿者们保证他们一定能得到保释了，现在最穷的志愿者可能要面临六个月而不再是六天的监禁。金和他的顾问们围绕这一事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一直讨论到了深夜。他们能否预先提醒潜在的入狱志愿者们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又不至于破坏现有的士气呢？金目前的首要责任是承诺自己要去坐牢吗？还是说他应该作为领导大会唯一一位久经考验的募捐者去巡游全国募集经费呢？如果他采取了后一种举措，运动势头能维持到他返回伯明翰的那一天吗？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金不停地说道。但更加活跃的怀亚特.沃克经常在滔滔不绝的讨论期间突然离开会场，去其他房间监督自己的项目。他安排一组志愿者登门递送了一千五百封宣传信件，又让另一组志愿者分发了五万份传单，内容都是支持购物抵制活动。沃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浸于组织细节当中不可自拔，似乎是在刻意回避运动总体疲软乏力的现实。伯明翰的黑人们正在忙着洗衣服、聊闲天或者打篮球，完全无视抗议运动领导层的全盘计划。沃克的筹谋并没能撬动这座城市。金多次派人叫他回来开会，气得沃克一下子把笔记板摔在了桌子上。“催什么催？我又不会分身术！”他向金喊道。震惊的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等一下，等一下。”

4月12日耶稣受难日的上午，来自协进会纽约分会的律师诺曼.阿玛克（Norman Amaker）向金以及其他二十多名运动领导人进行了局势简报。大家挤在金301房间的客厅力——加斯顿汽车旅馆客厅就只有这个房间够得上套房标准。阿玛克告诉他阿玛克最后表示，无论金决定怎么做，都能在法庭上得到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支持。金为接下来的讨论设定了阴郁的基调。他说他不想将余生耗费在监狱当中。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相互冲突的义务让他感到茫然无措。虽然他不想让禁令迫使自己食言而肥，就此脱离伯明翰运动，但同时他也不想带领一批新人盲目入狱，更何况现在他还不知道这场运动将如何保释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他向其他人寻求建议。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说金不能进监狱，因为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支持，这场运动将会消亡。金老爹建议儿子不要触犯禁令。有位律师大言不惭地夸口说，如果金当真被捕，他就去搞掉这条禁令，从而把金救出来。安德鲁.扬和其他几个人表示，无论金如何做决定他们都将全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夏特沃斯在内，没有任何人建议其他领导代替金入狱。所有人的意志都在愈发消沉下去。金后来回忆道：“就连我们当中最甘心奉献的领导人也被绝望压得不堪重负。”